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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新政激发市场热情 | 2019-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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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市场调节机制,是一项重要的碳减排途径。2010年,我国正式提出实行碳排放交易制度;2011年11月确认在湖北、上海、广东、北京、天津、重庆和深圳7个省市试点;2013年6月,国内首个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在深圳启动;2016年12月,在7个试点省市以外,福建碳排放交易市场正式启动;2017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标志着全国统一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成立。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暂行条例》),并公开征求意见。业内人士表示,《暂行条例》的发布,标志着全国碳市场立法工作和制度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将为全国碳市场建设提供政策基础和律法保障。同时也意味着全国碳市场交易体系建设正在加速推进。

    碳交易市场前景巨大,有望提速提价经过5年试点和1年全国性交易,据相关机构统计,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碳排放交易量累计接近8亿吨,其中交易量最多的是湖北碳排放交易所,达到3.3亿吨,占比42.14%;其次是上海碳排放交易所,交易量为1.9亿吨,占比24.51%;福建碳排放交易所、天津碳排放交易所,以及重庆碳排放交易所截至目前的交易量还相对较小,合计占比不足5%。

    从交易额来看,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碳排放交易额累计超过110亿元,其中交易额最多的是湖北碳排放交易所,占比66.51%;其次是深圳碳排放交易所,交易额占比13.34%;福建碳排放交易所、天津碳排放交易所,以及重庆碳排放交易所截至2018年年底的交易额占比也相对较小,分别为1.31%、0.66%和2.32%。

    从交易价格来看,今年4月份大部分区域的碳排放交易价格在20~30元/吨,其中,北京公开交易成交价最高,达70.36元/吨,其次为上海,成交价为39.47元/吨,而福建市场价格持续走低,跌破10元/吨。

    据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估算,目前碳排放的社会成本为每吨41美元,而全球几乎所有碳排放交易系统的碳价都低于这一价格,这主要是因为对碳排放配额的过度分配。过度分配的问题普遍存在,是一个全球问题。

    根据国家发改委估计,碳价达到200~300元/吨时,才能是真正发挥低碳绿色引导作用,企业才能感受到压力。目前,我国主要的几个碳交易所的平均成交价仍然较低,按照国家发改委所估计的标准去衡量,我国碳交易市场规模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从《办法》到《条例》,补足市场调节机制业内人士表示,《暂行条例》对重点排放单位、配额分配、监测报告核查等在内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相关内容进行全方位的规范,与2014年年底出台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相比,更具有法律效力,同时在内容上也进行了创新。

    “《暂行条例》共27条,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有七章48条。”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洪睿晨表示,《暂行条例》框架更简化,体现了其作为碳市场指导法规的纲领性地位。

    《暂行条例》提出,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碳排放权交易风险管理,根据调节经济运行、稳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需要,建立涨跌幅限制、风险警示、异常交易处理、违规违约处理、交易争议处理等管理制度。作为《暂行条例》一大亮点,这补充了市场调节机制的内容。

    《暂行条例》同时也提出,碳排放配额是所有权人的资产,其权属通过国家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登记确认,权属变更自登记时起发生法律效力。

    洪睿晨表示,这说明碳排放配额的资产属性从法律上得到确认。碳交易产业联盟副秘书长王挺也表示,碳排放配额的资产及其权属方式已经确定,但未明确是什么资产,有待后续发布细则。

    此外,《暂行条例》还提出,禁止任何单位、个人通过欺诈、恶意串通、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操纵碳排放权交易。对于操纵碳排放权交易,或者有其他违反碳排放权交易规则行为的,将被责令限期改正并没收违法所得;逾期拒不改正的,处违法行为涉及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

    碳交易体系建设初见成效

    碳市场建设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全国碳市场建设工作情况如何。

    “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用市场机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大制度创新。”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表示,要按照先易后难、稳中求进的工作安排,分阶段、分步骤推进碳市场建设。

    建设碳市场,有利于从源头减少化石能源消费,降低二氧化碳和大气污染物排放,也有利于实现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8年度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约46%,已超过2020年碳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碳排放快速增长局面得到初步扭转。

    “试点工作为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积累了宝贵经验并奠定了坚实基础。随后,2017年年底,国家发改委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明确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率先开展交易,正式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建设。碳市场交易按照稳步推进的原则,成熟一个行业,纳入一个行业。”行业分析师邹翔表示,《暂行条例》的发布,是为了完善碳市场管理制度和政策法规支撑体系,加速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建设。

    “《暂行条例》是全国碳市场自2017年年底宣布启动后出台的第一份相关文件,也是碳市场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对全国碳市场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洪睿晨也表示,虽然目前还在征求意见的阶段,但也向市场传递信号,全国碳市场体系正在加速建设当中。

    全国碳市场体系建设,需细化配套细则尽管步入加速建设期,但业内专家还表示,全国碳市场体系建设存在政策法规不完善、碳市场流动性差、交易规模有限、上报数据真实性无法保证、市场参与主体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等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下一步该如何推进全国碳市场体系建设?

    “要进一步出台完善配套细则,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明晰碳交易相关方参与的行为标准与规范,从而推进全国碳市场体系建设。”在邹翔看来,需要建立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制度,重点排放单位配额管理制度,以及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同时,建设全国统一、互联互通、监管严格的碳排放权交易系统。

    洪睿晨表示:“《暂行条例》关于稳定碳市场运行调节机制的设置只是粗略提及。因此,目前在维持碳市场稳定的前提下不要过分干预市场,维护市场有效性。同时,要解决地方与全国碳市场的衔接问题。全国碳市场配套政策建立后,试点碳市场原先制度该如何协同配合,让控排企业更高效、快速地进入全国市场。”

    业内人士强调,除了政策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外,推进全国碳市场交易体系建设,还需要逐步扩大参与碳市场的行业范围和交易主体范围,增加交易品种,从而增加市场活跃度。同时,要探索逐步建立适应碳市场建设目标的碳金融体系,提升碳市场流动性。环保是永恒的主题,越早参与越早受益华新水泥是2014年第一批被湖北省纳入碳排放管理的企业,第一年履约,就花费了3000多万元购买碳配额。

    “当年我们获得了2046万吨的配额,但在年度履约期结算时却发现实际排放配额超出了115.34万吨,购买配额的花费相当于我们企业在华中地区一年的纯收入,损失惨重。”华新水泥气候保护部部长李英介绍。这笔费用花得可谓教训深刻,华新水泥从第二年开始在节能减排方面下足了功夫,专门成立气候保护部,通过自主研发技术把生活垃圾、工厂废弃物加工成为一种绿色环保的垃圾衍生燃料以替代传统的煤炭。一年时间,华新水泥不但不再需要购买排放配额,反而通过出售盈余的42.38万吨碳排放额度实现净收益900多万元。

    全国碳市场启动建设,被纳入其中的企业是最直接受影响者。对企业来说,这是增加了负担,还是节能减排、增强竞争力的制度机遇?“更多意味着机遇,激励企业一方面加大节能减排力度,通过科技创新降低排放强度,另一方面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华能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履约4年,企业从零开始,探索建立了碳资产管理、信息化系统,组建碳交易团队,优化交易策略,逐步提高了履约交易效率,降低了履约成本,4年履约率达100%。

    目前,生态环境部正在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机构管理办法(试行)》《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办法(试行)》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初稿进行研讨,这些细则文件的出台必将大大促进全国碳市场的建设和碳交易市场的热情。

    建材企业积极参与碳排放权的交易,既能收获节能减排的“回报”,更是适应越来越严格的环保要求。企业越早参与,越早熟谙相关规则,才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智慧城市、智慧制造、……从数据到智慧,赋能之路怎么走 | 2019-09-19

    数据是智能的母体,智能的社会是以大数据为基础的。

    随着信息技术与社会、经济的交汇融合,数据量剧增,大数据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迅速发展,大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对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2019“从数据到智慧”技术论坛在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举行,此前不久,2019大数据创新发展国际论坛也在南京召开。与会专家认为,海量数据经过有效治理,产生“智慧”,方能赋能各行各业,而大数据的发展将不仅仅推动科技的创新、社会的进步,还推动了思维方法的变革。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经过循序渐进的治理,大数据将给各行各业带来切切实实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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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数据融通,智慧城市才会旋转起来

 

“我们正在迈向一个精细化的社会,而所有精细都是数据带来的。”在2019大数据创新发展国际论坛上,数文明科技CEO、被誉为“中国大数据之父”的涂子沛认为,数据正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清晰,而清晰是社会管理和控制的前提。

据了解,在四川,本省户籍的人脸识别率已经达到98%以上;在杭州,迟交罚金的车辆一旦被抓拍,系统即刻发送信息至下一路口交警;江苏更是把二维码贴到了门牌号上,为不同身份者定制不同的扫码信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人脸识别技术,以及遍布城市街角的摄像头,正让警务变得更加智能和高效,也掀开了智慧城市的一角。

“我们已进入基于大数据的城市规划和设计的年代,而城市大数据分析,最后都会聚焦在城市生活形态。”在2019“从数据到智慧”技术论坛上,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王桥教授认为,是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帮我们把对日常生活的普通追求提升为对居住品质的追求。

目前,全国已有近600个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城市,超过300个城市提出智慧城市规划,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各处开花。“智慧城市有两个轮盘:以数据融通为核心的数联网和以人工智能为主体的城市大脑,要用这两件事来统筹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只有这两个轮盘旋转起来,智慧城市才会真正旋转起来。”涂子沛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

而要转动这两个轮盘,现实的施行难度非常大,最大的挑战就是突破信息孤岛。“城市治理中的很多资源浪费,都是数据没有联通造成的。”涂子沛说,数据融合的关键在于标准,标准不统一,数据之间就是割裂的。

“现在数据太多,最原始的数据又有很多‘杂音’,大数据治理如果跟不上,真正有用的信息就会被掩盖,导致发现信息的成本更高、效率更低。”中新赛克副总经理卢云川认为,数据必须经过一定治理后形成“知识”,“知识”则把数据构建成一张网络,这才是“从数据到智慧”的过程。

实现大数据战略,技术是承载,治理是基础

“大数据治理必须提上日程。”近日,中科院院士梅宏在2019年全国大数据标准化工作会议上呼吁。他说,围绕大数据治理,国际上已有不少成功的实践和研究探索,比如从国家层面促进数据共享开放、保障数据安全和保护公民隐私的政策和法规,但在针对企业机构的数据管理能力评估和改善,面向数据质量保证的方法与技术,促进数据互操作的标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目前,政府在体制层面正在做一些改革:省级层面已有广东、浙江、山东、贵州、福建等12个省区,市级层面已有广州、沈阳、成都、兰州等21个城市成立了大数据管理局。江苏亦非常重视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日前出台的《江苏省大数据发展行动计划》为全省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明确了方向。“2018年已在全省认定了4个省级大数据产业园,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池宇表示。此外,江苏还成立了大数据发展工作办公室,形成协同工作机制,加快大数据在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和各个领域的应用。

在大数据战略从顶层设计到底层落地过程中,技术是承载,治理则是基础。

2019大数据创新发展国际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谭建荣指出,数据是工业互联网的核心,也是工业智能的核心,判断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看它为行业提供了多少数据和标准规范,当下许多企业对于推广先进制造非常踊跃,纷纷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生产,“首先还是要做好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应用推广,否则人工智能技术只是空中楼阁。”

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国工业大数据市场规模在2016年就已达150亿元,但目前行业仍存在如产品数据格式不统一、标准化不统一、平台技术架构复杂、网络安全等发展瓶颈和挑战。谭建荣认为,应通过工业数据全周期的感知、采集和集成应用,形成基于数据的系统性智能,推动工业向智能化方向发展,而把工业大数据、城市大数据、医疗大数据等汇总起来,进行深度治理和挖掘,可有效培育新的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极。

形成大数据思维,突破发展瓶颈

我国大数据发展整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大数据治理相关的研究实践多条线索并行,关联性、完整性和一致性不足。大数据管理已有不少可用的技术与产品,但缺乏多层次管理体制和高效管理机制。”梅宏院士称。

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宗本在其文章《让大数据创造大价值》中写道:从根本上说,制约我国大数据发展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认识和思维层面,即源于对大数据的内涵、大数据价值产生的机理和规律认识不清。他认为,全民都应形成大数据思维。“运用大数据解决的问题通常涉及多部门、多领域、多个体、多视角,单纯的数据量的积累不一定能让人认识事物的全局,只有将不同侧面、不同局部的数据汇聚起来并加以关联,才能产生对事物的整体性和本质性认识。”

梅宏院士持有同类观点:大数据治理需要突破组织边界,从行业内和跨行业、区域内和跨区域、全国到全球多个层次考虑。

大数据研究专家舍恩伯格指出,大数据时代,人们对待数据的思维方式会发生如下三个变化:第一,人们处理的数据从样本数据变成全部数据;第二,由于是全样本数据,人们不得不接受数据的混杂性,而放弃对精确性的追求;第三,人类通过对大数据的处理,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转而关注相关关系。

事实上,大数据时代带给人们的思维方式的深刻转变远不止上述三个方面。大数据思维最关键的转变在于从自然思维转向智能思维,使得大数据像具有生命力一样,获得类似于“人脑”的智能,甚至智慧。

“大数据是一种方法论和世界观,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从社会治理角度而言,其暗含的意思就是政府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可以转换为数据问题,一切决策都是计算的问题。”涂子沛认为,“实数求是”是数据时代的方法论。

大数据的思想启蒙正在开始,从大数据治理起步,不断探索这个领域,才能成为进入大数据世界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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